据师哲之女师秋朗回忆，1954年新中国成立五周年之际，赫鲁晓夫率领代表团访华，并带来了一个1吨重的纯金国徽作为贺礼。

毛主席看后并不高兴，他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：“这是行贿啊！”

其实，相比赫鲁晓夫送来的其它礼物，这一吨重的黄金国徽根本不值一提，比如赫鲁晓夫这次访华，带来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，还交还了旅顺港的海军基地，这些才是真正的大手笔。

在这些“礼物”面前，一吨黄金就显得太轻了，太庸俗了。这个纯金国徽反映的，其实是赫鲁晓夫对中国的一种复杂心态。毛主席作为一个杰出的文学家，只用了“行贿”两个字，就无比形象地勾勒出了赫鲁晓夫的这种心态。

1953年，斯大林死后，苏联内部陷入了巨大的权力争斗，呈现出一种“三马同槽”的复杂格局。赫鲁晓夫当时就是“三马”之一，他是当时苏共中央委员会排名第一的书记，但他此时的权力有限，主要负责文宣。真正的政治、经济大权，则分别由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掌握。

贝利亚是个危险的人物，马林科夫、赫鲁晓夫、莫洛托夫、朱可夫等人觉得自己迟早死于此人手中，于是他们私下联合，以突然袭击的方式，在克里姆林宫会议上宣布逮捕了贝利亚。

此事发生在斯大林逝世3个月后。据毛主席的翻译师哲回忆，当时苏联向我们通报的情况是：

在这次会议上，赫鲁晓夫“打先锋”，说他是英国特务，贝利亚以为是和他开玩笑，赫鲁晓夫说：“我们正在讨论你的问题，什么开玩笑！”随即按动电铃，应声进来四五个小伙子，把贝利亚押到地下室，当场就枪毙了。

毛主席对此很有意见，认为做法太粗暴了，贝利亚是苏共主席团（苏共最高权力机关）成员，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，处理他理应名正言顺，通过中央全会的方式解决，而不是这么乱搞。

贝利亚死后，苏联就形成了“双雄并立”的格局。

马林科夫在政府中占据主导地位，赫鲁晓夫则在党内不断增强自己的权势。在此期间，赫鲁晓夫一直暗中活动，试图搞垮马林科夫。他翻出1949年的列宁格勒案，试图把马林科夫牵扯进来。当然，马林科夫也不会闲着，两人打得不可开交。

1954年，赫鲁晓夫访华，正是在这种斯大林逝世，苏共内部竞争到了白热化的背景下发生的。此时的赫鲁晓夫，极度需要得到毛主席的支持，至少是不反对。

他此行是带着目的来参加新中国国庆的，为了表示诚意，他和中国签署了七个文件，包括：

55年6月前交还旅顺口海军基地；将4个中苏合资公司完全交给中国；签署科技合作协定；修建兰州——乌鲁木齐——阿拉木图铁路；修建集宁到乌兰巴托的铁路；为中国提供5.2亿卢布长期贷款；帮助中国新建15个工业企业，并扩大原有的援建中国的141个大型企业。

在会谈期间，赫鲁晓夫主动问我方还有什么要求，毛主席说：“我们对原子能、核武器感兴趣，今天想同你们商量，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按住，是我们有所建树。总之，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。”

据师哲回忆，赫鲁晓夫听到毛主席的话“愣住了”，停顿了一会儿才会：“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。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了核保护伞就行了，无须大家都来搞它。”还说了一些核武器既不能吃，又不能用之类的话。

毛主席听后回答：也好，让我们考虑考虑再说。

之后，赫鲁晓夫还提出，想邀请中国加入东欧经互会。毛主席回答：这个想法不实际，双方差距太多，困难太多，如果稀里糊涂地挂上钩，将来的麻烦不堪设想。

赫鲁晓夫没有任何强求，立刻改换了腔调，说中国是个大国，具备独立发展的一切条件，发展前途广阔……

在会谈期间，毛主席还抓住机会多次旁敲侧击地提醒赫鲁晓夫，让他做事谨慎一些，说话要要有分寸，不要被敌人钻了空子。这是因为和矿工出身的赫鲁晓夫性格独特，有时候表现得粗鲁无礼，说话也经常不过脑子。赫鲁晓夫却不以为然地说道：“咱们也有嘴巴，也会反咬他几口。”

不管怎么说，在这次访华结束后，中苏之间的关系进入了真正的蜜月期。

师哲曾和毛主席谈过赫鲁晓夫，他直言不讳地用“混蛋”来形容赫鲁晓夫的性格，认为他不如苏联的其他同志，比如莫洛托夫。

毛主席既没有反驳，也没有肯定，而是意味深长又含蓄地对师哲说了一句话：“他们安定下来了，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。”

什么是“他们安定下来”？1955年7月，也就是从中国回国10个月后，赫鲁晓夫将马林科夫、莫洛托夫、布尔加宁、卡冈诺维奇等人全部打倒，至此，赫鲁晓夫真正地成为了苏联的头号人物。

当时赫鲁晓夫给他的这些对手扣上了很重的帽子，毛主席不以为然，说：“他们只是反对赫鲁晓夫。”

师哲晚年说：“毛主席智慧过人，常常是言简意赅，一针见血，一语道破天机，给人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。”